藝術家合影

和華人藝術家合影

和當地畫家合影

“來自中國的聲”廖新松教授作品展
聖路易斯Forest Park社區大學開展歡迎參觀

　　由左映雪教授策劃展覽的－來自四川的著名畫家廖新松教授作品展已於３月８日週五晚上在聖路易斯Forest Park社區大學開幕 ，此次展覽包括文本共分為四個單元:
　　 其中第一個單元為“1993‧中國符號”
　　 第二單元為“格薩爾王傳‧天界篇”
　　 第三單元為“機場與海灘”
　　 第四單元為“兩條平行線”，而兩條平行線分別為“我與自然”和“雜耍的時代”。
　　 此次展覽的主要內容為“1993‧中國符號”和“格薩爾王傳‧天界篇”而後兩個單元只有文本出現， 特別是廖新松教授的“雜耍的時代”是他的最新力作，具有深度的人文情懷， 借用頂燈的人的“雜耍”來定義時代， 來表達質疑、追問的當代藝術精神， 這種藝術血緣關係似乎意味著藝術家廖新松教授文化精神鮮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 。頂燈人命意的刷新。令人驚異不止的雜耍變成了當代人心靈的寫照和生存的掙扎， 喜劇鬧劇被畫家塗抹上了悲劇、正劇色彩。
展覽將持續到4月4日。
　　 展覽地點：聖路易斯Forest Park社區大學當代藝術畫廊
　　 地址：5600 Oakland Ave., St. Louis, MO 63110
　　 聯繫電話：314-644-9350、314-644-9354

藝術交流

聖路易美華協會舉辦青年領袖營
四月十六日報名截止請盡速上網報名

　　由聖路易美華協會(OCA-STL)舉辦的亞太裔青少年領導能力培訓營- APAY (Asian Pacific American Youth) Advocate , 將於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點三十至 下午 三點在Agape Hall的體育館舉行，培訓營免費提供給亞太裔高中生參加。
　　 亞太裔青少年領導能力培訓營著重於在社區中亞太青年的發展，目的在
　　 - 培養學生領導能力
　　- 建立學生與華裔美人組織地區分會的關係
　　 - 培養學生重視社會正義的議題
　　 - 讓學生了解正視的重要性
　　 報名資訊
　　 1. 網站http://www.oca-stl.org/y-advocate/
　　 2. 點選 Step 1的註冊連線，完成線上註冊　
　　 3 凡未滿十七歲均需家長簽署同意書，請點選“家長同意書”，列印後由家長簽名帶至培訓營。
　　 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培養青少年的領導能力與技巧，提高對社會責任的認知，進而了解
領導角色的重要性。主辦單位和贊助單位 State Farm竭誠歡迎高中生參加，全程免費，還供應早
餐與午餐。欲參加者請盡快直接上網報名，報名截止日期是四月十六日。活動地點為：Agape Hall, Gymnasium, 2208 McKelvey Road, St. Louis, MO 63043。

華裔少女陸佳意入選聖路易青少年才藝比賽

保健與教育服務組織提供免費B型（乙型）肝炎檢查

　　保健與教育服務組織（Health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HPES）於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在大學城圖書館 6701 Delmar，University City，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健康檢查項目十多種包括心電圖、膽固醇、和糖尿病檢測。主辦單位也安排了專科醫生為受檢者進行最後的評估及建議。如果在初步檢查中發現問題時，也會協助受檢者做進一步的檢查。聖路易慈濟慈濟基金會的志工們在活動中擔任中文翻譯及幫忙的角色。
　　 免費B型（乙型）肝炎檢查為新增健檢項目，如果在初步檢查中發現問題時，將由華大（Washington University）免費做進一步診斷。下一次健康檢查的服務日期為三月十六日，上午九點至十點半註冊。

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四）　　 吳曉波

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四）　　 吳曉波

4 。 Sanger 的酶學法 DNA 測序： 1977 年的 PNAS 。英國劍橋的桑格（ Sanger ）是唯一的兩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他也是諾貝爾一百多年曆史中四位獲得了二次諾貝爾獎的人物。著名的居里夫人分別獲得過物理和化學獎；加州理工的鮑林因化學鍵及其在大分子的作用獲化學獎，隨後因反核武器的運動獲得和平獎；另外，伊麗諾大學香檳分校的巴丁（ Bardeen) 是僅有的兩次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他發明的瞐體管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桑格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都是涉及生物分子的一級結構或測序。 1958 年，桑格因蛋白質胰島素的結構獲化學獎。他後來被問及獲得兩次諾貝爾獎的感受，他認為第一次獲獎更為困難，在年僅四十歲獲獎使他日後更容易得到支持和信任。他後來從蛋白質領域轉向 RNA 的測序，最終選擇了更具挑戰性同時也使人類更受益的 DNA 測序。

胰島素為 51 個氨基酸組成的簡單的雙鏈蛋白質，大家選擇胰島素為研究材料當然考慮到它在醫學上的重要性，中國科學家在改革開放前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生物活性的胰島素。五十年代初，胰島素是為數不多的可以純化的蛋白質。桑格運用後來被稱之為＂桑格試劑＂的化合物將胰島素的氨基酸逐一水解下來，然後通過電泳和層析最終弄清楚了每個氨基酸的位置。當時人們只知道蛋白質是氨基酸組成的，至於如何組成則完全不清楚，各種理論推測都有，很多人甚至認為蛋白質裡的氨基酸處於一種無序的狀態。

諾貝爾獎肯定桑格讓我們認識到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是以鏈的方式連接在一起的，胰島素也因此成為人類第一個測定了順序的蛋白質。此結論也為桑格後來的同事克裏克從理論上推測線性的遺傳密碼編碼鏈狀的蛋白質鋪平了道路。五十年代初桑格獲獎前在劍橋講解過他的胰島素研究結果，一位資深的劍橋化學家在報告結束時，這樣高度評價桑格的工作：＂桑格把蛋白質研究變成了化學的一部分＂。

桑格更為著名的實驗則為 1977 年發表在 PNAS 上的那篇文章所闡述的 DNA 測序的末端終止法，他也因此在 1980 年再次獲諾貝爾獎。雖然為完全不同的策略，與＂桑格試劑＂測定蛋白質的氨基酸順序的效果相似，桑格最了不起的想法是通過加入修飾了的核甘酸使 DNA 聚合酶的合成過程在特定的位置停止。他們最先用的修飾過的核苷酸是由德國科學家 Geider 提供的，實驗結果給出清晰的條帶而大獲成功。但那僅是四種核苷酸中的一種，桑格緊接著找到公司去合成另外三種被修飾的核苷酸，等了一年後因公司變卦桑格他們不得不自己合成，最終桑格的方法能確定由四種核苷酸組成的基因序列。當時桑格與哈佛的 Gilbert 因同時模索 DNA 的測序而競爭激烈， Gilbert 的文章也同一年在 PNAS 上發表，還比桑格的文章早大半年。雖然雙方分享了諾貝爾獎，但桑格的方法因能快速地測定長片段的 DNA 序列而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

桑格的回憶文章多次提及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華裔科學家吳瑞對早期測序的貢獻，桑格應用 DNA 聚合酶測序的想法就來自吳瑞，因為吳瑞在 1969 年用此酶測定了病毒 DNA 片段的序列，桑格肯定吳瑞為人類最早測定 DNA 順序的科學家。在評論他的酶學法和 Gilbert 的化學法時，桑格始終認為酶因其特異性必然比化學試劑更加可靠，雖然化學法在測序的早期特別受僅需測短片段的美國科學家的欣賞。我們這一代人熟悉的吳瑞是發起 CUSBEA （也稱吳瑞項目）的華裔科學家，他通過組織中美聯合考試在當時還沒有託福和 GRE 的情況下為美國學校挑選來自中國的生物化學博士生。吳瑞的父親吳憲曾是闡明蛋白質變性原理的生化學家，哈佛畢業的吳憲也是早年北京協和醫學院為數不多的中 國教授。

桑格九歲就被送到宗教性質（ Quakers ）的住宿學校， Quakers 為從英格蘭教會分離出來的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桑格和僅比他大一歲的哥哥一起住校，兩兄弟後來都讀了劍橋大學的本科，哥哥在劍橋學的是農業，畢業後以種地為生。桑格小的時候對稍微年長的哥哥言聽計從，他特別感謝哥哥激發了他對自然和科學的興趣。

英國擁有不少被稱為公立學校的住宿學校，像伊頓和哈羅，這與美國住宿學校基本上為私立的似乎恰好相反。美國的私立學校主要是指學校資金來源於個人或私立機構而不是當地政府，學生入私立學校也需交學費。英國公立學校的稱呼卻是相關立法的產物， 1868 年的英國公立學校法案迫使那些貴族學校向廣大公眾開放。但是學校開放了並不意味著父母就不需要交納毎年三萬英鎊左右的學費，所以它們實質上就是美國意義上的私立學校。這些英國公立學校素以管理嚴格，老師訓斥甚至體罰學生而著稱，但是英國人卻義無反顧地送孩子去那裡＂受苦＂，並以孩子學會了 Pub 學校的口音為驕傲。英國不少名人在回憶他們各自的 Pub 學校的經歷時都有或多或少的苦衷。英國一位政客因犯罪而被判刑，他入獄之前還不忘開玩笑說，他在伊頓學校的封閉生活會使他更能適應監獄裡的一切（末完待續，作者聯繫電郵： wu_xiaobo@hotmail .com) 。

桑格兩次獲得諾貝爾獎時的照片。左邊的照片為 40 歲的桑格於 1958 年第一次獲獎，而他在 1980 年再次獲獎時已經 62 歲了。三年後，桑格完全從實驗室退休，這樣他有更多的時間去享受家庭花園的園藝工作。圖片由諾貝爾基金會網站中的照片組成。

“我”和“我們”，“當下”與“當時”
——關於知青組歌《歲月甘泉》的創作思考
蘇煒

　　怎樣從“我”，走向“我們”？
　　 “朝霞似錦，晚霞若金，汗水和腳印，鋪滿我們每一個早晨。遍地篝火，滿天繁星，那是我們青春長路上，閃爍的眼睛。”試圖從一個具體的生活場景進入整個組歌的“知青言說”，海南山地的早晨踏露出工和傍晚披汗收工，那滿天如錦似金的彩霞；以及大會戰工地夜晚連綿的篝火和漫天繁星，是我個人在知青生涯中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影像。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不同的哈姆雷特”。一百個知青會有一百個不同的歲月記憶。也許確有知青農友對四十年最深的記憶影像，是“朝霞若泣，晚霞淚滴”——那也可能是真實的——怎麼辦？我們——我和霍東齡，應該怎樣把“我的”記憶影像，轉化為“我們的”——整個知青群體的記憶影像？“我的歌唱”，如何才能最終轉換為知青群體的“我們的歌唱”？這是組歌創作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
　　 以“朝霞似錦，晚霞若金”和“遍地篝火，滿天繁星”作為組歌序曲的起首語和連綴語，這就決定了整首知青組歌的基調是明快的，甚至是色調絢麗的。——可以麼？會被廣大知青群體接受麼？從一開始，我和霍東齡就共同認為：我們是以一種樂觀、積極的情緒取向，去主導這次知青下鄉四十周年的紀念演出和組歌的創作的，不然，整個演出和創作，都失去了意義前提。我們不是要歌唱苦難，但我們歌唱（不是歌頌）的是苦難中的青春歲月——我們的勞動，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彷徨，我們的犧牲奉獻，等等。我們無意回避灰暗，但組歌卻無須以灰暗作底色。這除了兩位創作者共同的情緒取向之外（我們都並不把自己的知青生涯看成全然一片灰暗），還涉及到歌詞和歌曲創作在技術上需要承載相對單純、明確的主題內涵的原因。組歌不是紀實性敘事，也不是歷史文獻性的記錄。她要承載的，更多的是知青一代人的情感抒懷。但是，我們也深深明白，這個情感抒懷卻是百感交集、悲欣相雜，甚至泥沙俱下的，從每一個“我”到“我們”，更是有著歷史評價和個人感遇的巨大落差的。我們可以把握什麼樣的“度”去落筆，去修辭，去歌唱？作為一個知青群體的集體記憶及其紀念歌唱，其“最大的公約數”，在哪里呢？
　　 俄國批評家巴赫金關於文學敘事中的“獨白”（單一視角）與“複調”（多元視角，哈佛學者王德威把它譯作“眾聲喧嘩”）的理論，以及關於“個人敘事”與“宏大敘事”的理論，對我的歌詞創作，是有啟發作用的。圍繞對知青上山下鄉這一歷史事件的認識和評價，本身就是“眾聲喧嘩”的。知青組歌的寫作，無疑也是一種“宏大敘事”而非“個人敘事”的抒寫。然而，可不可以在“個人敘事”中顯現“宏大敘事”？或者相反，在“宏大敘事”裏含寓“個人敘事”？用“複調”的方式寫“獨白”，可不可以？《汽笛一聲海天闊》有“我”，《山的壯想》也是“我的”吟唱，但那卻是“個人敘事”引出的“宏大敘事”；《一封家書——夜校歸來》，按說則純粹是“個人敘事”了，但其內涵卻是從“獨白”走向“複調的”——有思親寂寞，有人生彷徨，有鄉村生活實景，也有鄉親土地的真情。我和霍東齡在創作過程的不斷交流中，一直是力求把這種“一曲多義”的“複調性”——也就是盡可能把知青生活的諸般內涵（從勞動，愛情，彷徨，死亡，希望，等等），融合在每一首歌曲裏。比如《半灣銀月半灣潮》，就不僅僅只是寫了男女戀情，還寫進了男女戀愛在那個年代的某種忌諱和猜測及其諧趣；又如《山的壯想》，則是力求在悲悼戰友中寓含了對整個知青生涯的緬懷、反思與前瞻的。我從網上一些農友的批評中，確實認識到歌詞尚有許多內涵欠缺；但同時，我們也從合唱隊員和農友觀眾熱烈而正面的感受中，體悟到組歌的創作過程，就是一個從“我”（獨白與個人敘事）走向“我們”（複調的宏大敘事）的過程，我為《歲月甘泉》能獲得大多數知青農友的喜愛和認同，感到由衷的慰藉。
　　 文學批評家曾鎮南在關於《歲月甘泉》的一封通信中的這段話，我以為是恰切地反映出創作者的思考和追求的：“從歷史上看，也許知青的下鄉是一次大的政治迷誤中的一個負面意義多於正面作用的權宜之計，但從知青群體的命運而言，這卻是一段實實在在的生活，一段千千萬萬年輕人付出了青春的熱情和血汗，懷著夢想去投入的生活；是千千萬萬年輕人由此獲得人生的經驗、身心的磨練並積累走向未來的力量的生活。這一段如混濁的大江般的生活，苦樂參半，美醜雜陳，但卻並非虛擲的。凡是真正屬於生活、屬於生命的一切，就是值得敬畏、珍重的。正是這種對生活的熱愛和尊重，決定了歌詞的生活實感和華麗修飾下的質樸內涵。這一點才是組歌能感人的主要原因。”

　　 怎樣從“當下”，言說“當時”？
　　 “一曲回唱四十年，一曲唱盡四十年。”這是我們寫作知青組歌的初衷和期許。但是，我們分明又知道，一曲怎麼可能“唱盡”四十年？站在“今天”當下的角度，該從哪里切入、言說“當年”的“當時”呢？或者說，今天的“回唱”，怎樣才既能從今天的角度出發，又能重現當年的感受和氣氛，同時還能獲得四十年後的知青農友們的感動和共鳴呢？
　　 這是第二個大難題。舉《墾荒曲》為例。當年農墾的墾荒大會戰，雖然確實大大擴展了農墾橡膠事業的基地，同時也由於盲目的砍伐，帶來了對熱帶雨林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從今天的角度抒寫墾荒，我想把這種反思意蘊放進歌詞裏去，在勞動場面之後，寫進了“大山累了，我們也累了……”一類調子相應壓抑的歌詞。但東齡在作曲過程中總是感到哪里不對，找不准旋律感覺。後來請另一位農友麥田光寫出一稿歌詞，譜曲也請另一位農友作曲家寫出了一稿，但創作群體又對此覺得不滿意。東齡在重新回到《墾荒曲》的寫作時和我商量：也許我們的書寫視角，要讓“今天”和“當下”退出，回到四十年前的“當時”的“現在進行時”，才能寫出和唱出當時的氣氛來。這樣一個思路的小拐彎，無論詞作的修改重寫和曲譜的重新創作，都順暢多了，據瞭解，合唱隊員的反應也如此。因為《墾荒曲》完成較遲，他們前面排練的都是從“今天”回溯“過去”的《歲月甘泉》、《山的壯想》、《我們回來了》等歌，大家都覺得“不夠喉”——當年的激情、氣氛還沒唱出來，也唱得不過癮。我當時也懸著一份心，一直覺得《墾荒曲》的分量，在知青組歌裏是至關重要的“歌肉”——知青的主題內涵（從這個角度，不妨說，《山的壯想》是“歌骨”——主題承載）。當東齡寫完曲子，在越洋電話裏向我放歌一曲，我一下子松了一口大氣。東齡在譜此曲時刻意吸收了蘇俄歌曲旋律的影響，而蘇俄歌曲從某種意義上正是貫穿我們知青生涯的一種“主旋律”，這就一下子把“當年”、“當時”的氣氛找回來了。從今天的角度看，“把青春熱血撒遍邊疆，讓理想的歌聲飛揚”，我們的許多熱血也許白白拋灑了，理想也落空了，但這卻是當年知青一代共同的心聲。我聽說此曲交付排練時得到合唱隊員非常熱烈的認可，也是大家認為“唱起來最有感覺”的一首。近日，批評家李陀在聽完《歲月甘泉》後向我感慨：從歌詞到旋律，這完全是今天的曲調、今天的書寫，可是又處處、時時充滿了當年當時的時代氣氛和往日氛圍，這個度其實不好掌握，你們是怎麼樣做到的？
　　 然而，無論如何，知青組歌不是一個“文革作品”。《歲月甘泉》畢竟是站在“今天”去言說“過去”。這裏面，是有著“當下”和“當時”的巨大的時空視角歧異的。不妨這麼直白地說：“歲月甘泉”的歌題，就是一個“今天”視角。我們是站在今天回望過去的歲月，“在苦難中掘一口深井”，期待把知青歲月轉化為我們今天巨大的精神資源，昔日的苦難才可能成為今天的寶藏，成為今天的甘泉的。不然，無論緬懷往事，追念過往，奠祭青春，我們何所為而來？“歲月苦水”甚至“歲月苦海”，當然具有“當時”視角的合理性，但這確乎是一個尚未走出“過去”的“當時視角”。這裏其實無關乎“青春無悔”或者“青春有悔”的爭論。“不要問我青春悔不悔，山有山的壯想，海有海的沉醉。”我在《山的壯想》中是刻意提出了這場“悔不悔”的爭論又把它大而化之的。我呢，對採用《歲月甘泉》作為歌題，倒是至今“不悔”。這裏面涉及到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應該用一種什麼視角和心態，去面對苦難？怎麼認識苦難對於我們今天的意義？我們知青這一代人都非常熟悉的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反復言述的，其實就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那個主題，也是席勒《歡樂頌》的主題——從苦難走向歡樂，用苦難創造歡樂。可以說，這，就是“歲月甘泉”這一歌題的本義所在。
　　 “感念人生，感念土地”，這是知青組歌《歲月甘泉》 的主題落點。其實我也感念這一次知青組歌的創作和演出的全程，把我從今天浮躁、紛繁的現實情境里拉回到那個“苦難與風流”（這是一本老三屆回憶錄的書名）的年代，讓我重溫了一遍自己的青春時光，和這麼多相識和不相識的知青農友們重新歡聚一堂。我欣賞網上名為“雲龍北恭山人”的農友這一段話，請允許我節引如下，作為本文的收篇：
　　 “ 古往今來，苦難的確是人生的必含內容，一旦與之遭遇，它也的確為你提供了一種機會。人性的某些特質，唯有通過這種機會的磨練和考驗才能得到昇華。一個人通過承受苦難而獲得的精神價值是一筆特殊的財富，由於它來之不易，就決不會輕易喪失。我們‘老三屆’知青，以肯定人生的立場來發現苦難的意義，所以即便處在最惡劣的生存境遇中，我們仍然擁有一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即是我們可以選擇承受苦難的方式。這就是我們‘老三屆’知青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只是一種個人品質，而且是整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知青的歷程證明：一個人的尊嚴比任何苦難更為剛強！上山下鄉，‘老三屆’ 知青因此而認清了真實的自我，克服了文革當年的浮燥，單純與狂妄！豐富的苦難閱歷是我們晚年生活更加深刻的一種底蘊。領悟苦難也要有深刻的心靈，人生的險難關頭，最能檢驗靈魂的深淺。”
　　 2008年11月21日
　　 急就于耶魯澄齋（聖路易《歲月甘泉》音樂會籌備會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