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詩厚,巴爾的摩和他們的女兒。 巴爾的摩夫婦都擔任過美國最大的科學組織美國科學促進會( AAAS )的會長,著名的 Science 雜誌由 AAAS 主辦。與前不久成為新聞熱點的耶魯法學院教授虎媽一家相似,巴爾的摩家庭也是猶太丈夫和華裔妻子,一家女兒讀哈佛,另一家的女兒畢業於耶魯。 圖片來自 1999 年的"加州理工新聞"。

羅瑟琳•弗蘭克林大學的校徽。這所位於芝加哥郊外的大學專注醫學和科學,它的校徽為弗蘭克林的 X 射線衍射圖。此圖為沃森和克里克構建雙螺旋結構的關鍵實驗資料,當然弗蘭克林本人沒有得到雙螺旋的結論,但沃森稱弗蘭克林不知如何解釋原始資料的言論使科學史家更加同情這位 不幸的女科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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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一) 吳曉波
一位校友批評國內科學界對 Nature 和 Science 等著名雜誌崇拜的現象,我對此也有同感。但是他進一步指出 Nature 和 Science 雜誌上假的或灌水的文章很多,還引用他人的文章聲稱諾貝爾獎的工作發表在 Nature 和 Science 雜誌上的並不多。我隨後回函表示不敢苟同此觀點,現在嘗試以我在校友網上的發言為框架補充後展開成文。我們應該不唯雜誌論,但是重要的工作發表在具有廣泛讀者群的雜誌上,確實更易被科學界承認。
Nature 和 Science 與諾貝爾獎的相關性低的結論是靠不住的,如果它們都低,那麼別的雜誌上發表的工作獲獎更應該被視為隨機事件了。我所知道的很多生物學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創性工作,均發表在世界水準的雜誌上,包括 PNAS (美國科學院院刋), Science , Cell ,或 Nature 。
由於諾貝爾獎格外看重工作的原創性,往往就是這些單一 的論文所涉及的重大發現 ,開啟了論文的主要作者通往斯特哥爾摩的旅程。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幾十年前在沒有 Cell 和一些 CNS ( Cell, Nature 和 Science) 子刋的時候, PNAS 是和 Nature 和 Science 水準相當甚至更高的雜誌。讓我們瀏覽那些諾貝爾獎原創性工作發表的雜誌,我也加上一些背景的故事以增加大家閱讀的樂趣。
1 。 Baltimore 和 Temin 發現的逆轉錄酶: 1970 年的兩篇文章背靠背地發表在 Nature 上。這些是他們各自的研究組獨立做出的,巴爾的摩( Baltimore )當時為血氣方剛的麻省理工的年輕教授,他的華裔妻子黃詩厚( Alice Huang )那時還在他的實驗室,她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 Temin 則在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巴爾的摩早年曾在聖地亞哥的索克( Salk )研究所, Temin 在加州理工,從事病毒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他們都得到過隨後和他們分享諾貝爾獎的意大利裔科學家 Dulbecco 的學 術 提攜, Temin 還是他的博士生。
六十年代, Temin 推測逆轉錄可能性的 DNA 前病毒假說為眾多同行所知,甚至有人認為巴爾的摩是按 Temin 的思路完成的實驗。巴爾的摩後來回憶說,他人生中最為重要的發現是在一位技術員的幫助下,只用了數月的時間完成的,這是為什麼那篇 Nature 文章只有巴爾的摩單一作者的原因。巴爾的摩的手稿較 Temin 的早十三天抵達 Nature 編輯部,但兩篇論文則同期發表。 Temin 的文章也只有兩位作者,第二作者為日裔科學家。
巴爾的摩發表那篇里程碑的論文和五年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年齡分別為 32 和 37 歲。逆轉錄酶不僅是艾滋病毒等逆轉錄類病毒生存的必備,它後來更成為基因克隆的基本工具。巴爾的摩後來在免疫學上的貢獻,包括發現轉錄因子 NF-kB 和免疫細胞的重組酶 RAG-1 , 2 ,幾乎使他夠資格獲得第二次諾貝爾獎。巴爾的摩不僅學術成就卓越,他還是位弟子遍天下的科學導師,眾多現在活躍在美國生物學前沿的科學家的學術族譜均可追溯到他。在任命巴爾的摩為加州理工的校長時,加州理工稱他為健在的最具影響力的生物學家之一。
巴爾的摩因執言力挺學術醜聞纏身的合作教授而使自身的名譽受損,他只是那篇受爭議的 Cell 文章的一位合作作者,基本工作是在麻省理工的日本裔女教授的實驗室完成的。該教授在巴西長大和讀完大學後在日本,芬蘭和德國完成科學訓練,有人認為她不太嫻熟的英文使她始終在此漩渦中處於被動地位。因為巴爾的摩的名氣和他對懷疑實驗數據的女博士後的強硬態度,使得完全可能在校內解決的爭執在九十年代初演變成了一場滿城風雨的巴爾的摩事件。因為 NIH 研究經費來自國會的撥款,密西根州的民主黨眾議員甚至為此舉行過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美國甚至動用負責總統保安的秘密警察局使用的技術去探測實驗記錄本上筆蹟的書寫時間。巴爾的摩當時不得不辭掉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的職務,因為 Nature 毎次報導此事件的進展時必須提到殃及池魚的洛克菲勒。
巴爾的摩事件是外行的媒體和政客干預具備自身糾正能力的科學界的典型惡例,後來美國衛生部的申訴調查委員會判定那位博士後的指控證據不足,並撤銷了對巴爾的摩及其合作者的所有十九項指控。該委員會更是推翻了前期對那位十幾年來倍受煎熬的日裔女教授的不公正結論,她在塔夫什大學醫學院的職位也得以恢復,前幾年還在免疫學的著名雜誌 Immunity 上連續發表數篇論文。
巴爾的摩和黃詩厚的唯一女兒畢業於耶魯的心理學專業,但她沒有繼承父母的科學生涯,因為父母在飯桌上都談科學的生活方式反而使女兒厭倦。巴爾的摩一向對華裔友好,九十年代初當時海歸還鮮少的時候,他被大陸來的學子邀請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講話,他當時面對年輕的學生學者發問:"如果這大廳的多數人回到中國,中國將會變成怎樣 ? "。看看現在國內蔚然成氣候的海歸教授群體,已經給了巴爾的摩二十年前的疑問一個正面的回答。
巴爾的摩和 Temin 性格各異,前者張揚後者內斂,但他們的猶太父母對後代的早期培養和他們的大學選擇卻非常相似。首先,他們在高中時期都參加過位於緬因州的傑克森實驗室組織的生物科學夏令營,巴爾的摩多次肯定該夏令營對他選擇生物研究作為終生職業起到的關鍵作用,傑克森夏令營至今已培養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另外,他們都沒有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而選擇讀小的文理學院,他們本科畢業於費城周圍的 Swarthmore 學院,然後 Temin 在加州理工,巴爾的摩在只有研究生院的洛克菲勒大學分別取得博士學位。從巴爾的摩做報告的引人入勝和他超過六百篇論文的嚴謹邏輯與流暢表達,你能很容易欣賞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響。
2 。 Watson 和 Crick 的 DNA 雙螺旋: 1953 年的 Nature 。上個世紀眾所周知的生物學革命性發現。美國勇敢的科學家沃森( Watson )在英國劍橋遊學而不做任何實驗。他通過具有爭議性的方式取得實驗科學家弗蘭克林的 X 射線衍射的資料,與克里克( Crick )構建了現代生物學最有影響力的雙螺旋模型。
沃森可以說是美國的少年班大學生,從小喜歡觀察鳥的他 15 歲入讀芝加哥大學, 19 歲從芝大畢業後申請加州理工被拒,結果南下去了印第安那大學,在那裡只花了三年時間就在 Luria 實驗室獲到博士學位,當時沃森年僅 22 歲。 Luria 也是諾貝爾獎得主,曾經是加州理工開創了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噬菌體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當時印第安那還有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是對遺傳突變的機理貢獻卓著的 Muller 。後來 Luria 去了 MIT ,看看現在的印第安那大學,我們不能不感嘆美國學術界的變遷。
然而沃森在劍橋的合作者克里克的求學道路則曲折得多,他早年是學物理的,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到劍橋改學生物。克里克得到博士學位是在 1954 年,他們在 Nature 上發表雙螺旋的第二年,當時克里克已經 37 歲了。亳不誇張地說,克里克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集大成者,不僅發現了 DNA 雙螺旋,他的理論研究導致了遺傳密碼的發現和生命信息從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質傳遞的中心法則的建立。
沃森返美國後以"雙螺旋"為書名回憶發現雙螺旋的過程,該書的原始名為"誠實的吉姆",結果書中所涉及的不誠實的內容反而遭遇數位當事人的批評。由於克里克和 Wilkins 的反對,哈佛大學出版社甚至轉讓該書的出版計劃給另一家商業出版社,大家特別反感沃森對女科學羅瑟琳•弗蘭克林的人身調侃。弗蘭克林為終生未嫁的猶太人,可能因工作接觸同位素的原因罹患卵巢癌而英年早逝。她工作的地點還不在劍橋而在倫敦的國王學院,所以沃森獲得她的原始資料還得費一番心事,據說他看到 X 射線圖是在弗蘭克林休假的時候。
雖然沃森素以他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背景而自豪,但年僅 25 歲的他在劍橋做雙螺旋模型的經歷是整個一個美國牛仔橫衝直撞的做事風格。沃森和克里克做出模型後,曾去函邀請後來與他們分享諾貝爾獎的國王學院的 Wilkins 作為共同作者,但被後者婉拒,因為 Wilkins 認為他自己雖提供了實驗證據但並沒有直接參加模型的構建,這種英國紳士的風範是沃森欠缺的。 (未完待續,作者聯繫電郵: wu_xiaobo@hot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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