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永恆的朋友 -- 人權鬥士張純如專輯之六：
聖路易斯將於2008 年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放映電影《張純如》，具體的地點我們將會刊登在報紙上。請讀者朋友密切關注我們的連續報導。在今天的專輯裏，我們將刊登從眾多紀念張純如的文章中挑選出來一篇紀念文章。
張純如，她用生命照亮人類的歷史
作者 孫英春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輕的華裔女作家在美國加州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離去震驚了整個世界。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美國，就有230多家報紙、電臺、電視臺播放了這一消息，並向這位元年輕的華裔女子致以敬意，這在近年是非常罕見的。近年來，還沒有哪一位華人的去世在美國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動。
她就是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繼《喜福會》作者譚恩美之後第二位進入美國暢銷書榜的華裔作家，與籃球天才姚明、鋼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國華文媒體譽為“最引人矚目的在美華人青年”。
張純如的突然辭世，不僅在北美大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也讓萬里之外的國人感到不同尋常的震撼，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各個媒體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就在這位元女作家自殺的消息刊出後短短幾小時，各大網站就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帖子，並且是一片崇敬、歎息之聲。人們為什麼對這位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呢？在大量的悼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她短暫的一生中，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卻留給了我們整個民族一段難忘的記憶。憑藉這一記憶，提醒更多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會，讓他們瞭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亞洲那塊古老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曾遭受過怎樣的人間浩劫，又有著如何難以形容的刻骨銘心的傷痛。而又因為這傷痛，使無數海外華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間感覺到彼此的血脈相連。張純如讓我們無法忘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里。 這裏所說的記憶，就是第二次Top of FormBottom of Form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南京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而張純如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她為南京30萬冤魂的驚世呼喊。她寫下的歷史紀實著作《南京暴行》引起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這段歷史的關注，也喚醒了包括國人在內的華人世界對這段歷史的記憶。
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個月內就打入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著名暢銷書專欄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國《新聞週刊》對這本書的評論是：對二戰中最令人髮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顧，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狀況。
1998年，美國華裔婦女協會為張純如授予“年度優秀婦女獎”，許多大學和組織頒給她各種榮譽證書；美國《讀者文摘》還將張純如作為封面人物。作為一位年輕的少數華裔作家，張純如強烈的正義感和出色的才能，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樹立了華裔的良好形象，亦成為世界範圍內華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要讓所有的人瞭解1937年的南京
1968年3月28日，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一個華裔移民家庭中。純如的父親張紹進、母親張盈盈都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祖父張鐵君原籍南京，是一位著名的老報人。純如之名出自《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國的苦澀，也有父母對女兒所寄託的期許。
張純如進入伊利諾伊大學先是攻讀電腦專業，但到20歲時，她放棄了即將到手的電腦專業學位，毅然轉學新聞專業。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她先是在美聯社和《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了寫作碩士學位，從此開始了專業寫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也因此贏得了美國麥克亞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畫獎”，並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的贊助。
1988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的一次聯誼會上，明眸亮齒、身材高挑的張純如與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見鍾情，從此墜入了愛河。一年後，兩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訂婚。1991年8月17日，23歲的張純如與當時已在矽谷擔任工程師的道格拉斯結婚，組成了一個幸福家庭。就在兩年前，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克里斯多夫。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60周年。張純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地訪問了許多倖存者，參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在各種觸目驚心的資料的基礎上，撰寫、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書一經問世，就震驚了西方世界，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餘次，迄今印數已近百萬冊。純如用自己無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氣，直面了人類歷史上那一段慘絕人寰的記憶，她告訴世人：人類同胞相殘的歷史是漫長而淒慘的，而沒有哪幾次劫難能與二戰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相比。哈佛歷史系系主任、中國現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幾乎被人們遺忘，所以，本書的問世尤顯重要。張小姐把它稱作‘被遺忘的大屠殺’，將二戰期間在歐洲和亞洲發生的對數百萬無辜者的屠殺聯繫在一起。”
性格文靜的張純如從小就喜歡寫作，喜歡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遊戲，而要通過文字來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
在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會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裏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裏，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她為此感到陣陣心悸。
對於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說，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鬥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瞭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後，她對美國讀者的熱情反應也感到意外，她說，“這本書雖然重要，但我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但純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毀滅的，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
在“火爐”南京，她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
為了撰寫《南京暴行》，純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在評價《南京暴行》一書時就說，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國家只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只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麼一個柔弱女子願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關於純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對記者說，“對於純如的父母和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說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曾幫助張純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實資料。他回憶說，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於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點也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有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她的中文水準一般，不能讀懂中文資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為她翻譯。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
在南京調查的日子裏，陪伴純如的還有前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段月萍。段老回憶說，“她當時很瘦弱，明顯不能適應夏季‘火爐’南京的天氣，但她每天的工作時間仍然超過10小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尋訪、翻閱資料上。由於不會讀、寫中文，她對我提出的著書意見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動。很快，我們就由工作關係變成很好的朋友。她回國後，我們還經常通信。記得那時，她告訴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很多婦女免遭日軍蹂躪的沃特林女士，沒想到，9年後，她竟選擇了與沃特林同樣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穫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等多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家的檔案館裏，成為歷史的見證。
純如發現的不只是《拉貝日記》，還有一份珍貴的史料：《沃特林日記》。20世紀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系主任，身後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由於保護了大量南京婦女免遭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沃特林女士一直為南京市民所銘記，也是純如最為崇拜的人。不過，這些日記卻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裏沉睡多年。純如走了，但她發現的《拉貝日記》、《沃特林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抨擊掩蓋歷史可恥行徑的鬥士
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背景是非常複雜的，在這部極為嚴肅的著作震驚美國和整個世界的同時，也必然引起了某些無端的質疑和粗暴指責，特別是對於不少不願正視歷史的日本人而言，張純如的書無疑是“公然挑釁”。在這種情形下，《南京暴行》一書也讓張純如成為積極參與維護抗日戰爭史實的社會活動家，以及抨擊日本掩蓋歷史可恥行徑的鬥士。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錯誤的描寫”。這一聲明立即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美國各華僑團體的一致抗議，並敦促日本政府撤換大使一職。張純如後來與這個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裏勒爾新聞節目”電視訪談時，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張純如當場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她還重申了自己寫作《南京暴行》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日本政府從未為南京大屠殺作過認真的道歉；二是在過去幾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學校教科書中從來就是掩蓋、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殺。純如說，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不過，由於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迄今還沒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於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9月，在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張純如第一個登臺發言。她的演講博得了與會者長時間的掌聲，但也遭到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擊。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張純如發難，蠻橫提出了所謂的“疑問”，張立即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到會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站在張的一邊批駁日本人，兩個日本人只得悻然離開了會場。
在完成《南京暴行》時，純如有一個心願，希望“這本書能夠喚起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夠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純如還有一個希望，就是把《南京暴行》改編成電影。她清醒地看到，雖然這部書出版了數十萬冊，但有許多西方人只是知道這本書，而沒有更多的時間來閱讀。如果把這本書改編成電影，歷史就在人們的目光裏變得更為直觀了。她也瞭解到，中國內地已拍攝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和電視劇，但她認為，這一題材必須用美國人能接受的電影手法來拍攝，讓更多的西方觀眾接受。
年僅36歲的純如離開了，選擇的又是這樣極端的方式，直至今日，人們都無法相信這是事實。純如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的遺體葬在加州洛斯蓋多聖安東尼牧場的天堂之門公墓，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學家，人權鬥士。”
純如走了，這位年輕女作家高度的學術素養和正義精神，無疑會永遠讓人們銘記，並繼續影響和改變一代華人青年的人生道路。在純如身後，對她的紀念以及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爭論也遠不會結束。就在最近，美國著名暢銷書作家詹姆斯-佈雷德利設立了以張純如命名的獎學金，每年派出美國孩子到中國學習、理解中國，以便將來成為張純如這樣擔任溝通中美橋樑的人物。他還明確表示，希望張純如的孩子克裏斯多弗長大以後能夠加入這個獎學金選擇的董事會，作為對張純如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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